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卓越科学家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民族英雄。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科技强国，一代代科学家虽然在不同时期担负着各种不同的任务，但爱国之情、奉献之心、求实之索、创新之能成为中国优秀科学家的集体画像。没有科学精神支撑的科学事业必定是基础不牢的，70年来新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拥有一批担当民族脊梁的科学家，他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时代，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需要我们继承、发扬这些精神，勇于创新实践，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科技成就。
爱国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灵魂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在新中国科技史上，“威尔逊总统号”“克利夫兰总统号”两条船占有重要位置，1950—1955年它们从美国将数百名中国科学家运回祖国，其中很多人成为新中国的科学奠基人。这些科学家不是美国人主动用船送回来的，他们心向新中国，是克服了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才得以回归祖国的怀抱。1950年3月，华罗庚、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华罗庚在船上写下《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成为留学生中传诵的佳句。1955年，中国政府用抗美援朝中的美国飞行员战俘换回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24名中国科学家。在回国路上，肖伦即兴写下了下面这首诗——“破浪乘风赴国时，太平洋上雨如丝。去国‘八’年余血泪，登舟‘廿’宿见旌旗。精卫衔木期填海，刑天干戚倩题诗。寄语同舟须努力，功成建国着班衣。”这首诗不仅是肖伦一个人的心情，更是当时所有归国科学家的心声。
梁园虽好，不如建国功成。爱国精神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更深深嵌入了中国科学家的基因。科学技术本身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不具有主观价值，但为什么从事科技事业、科学技术为谁服务？科学先贤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国家需求是中国科学家的奋斗方向
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作出了“两弹一星”研制的战略决策。国家的需求就是科学家的行动方向，来自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工业系统、国防科技系统等大江南北的科学家凝聚到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旗帜下。他们隐姓埋名、不计名利，许多人放弃了原来的科研方向，还有更多牺牲了家庭团聚、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周光召1958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因为加入“两弹一星”任务，他放弃了自己的理论研究，不再发表论文，自此从国际物理学界销声匿迹。再次出现在国际物理学界已是20世纪80年代。像周光召这样的科学家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还有很多，当国家需求和个人研究兴趣不一致时，国家的任务是第一位的，只有国家的富强才能有个人的尊严。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同样是在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国务院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往西安，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与交通大学西迁的同时期，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许多的教授和科学家不仅转换了院系还调整了专业和研究方向。服从国家需求、服务国家大局，虽然部分科学家中断了前期的研究基础，但事实证明，很多科学家为自己打开了一个新的巨大的研究空间，通过在新领域的学科交叉反而做出了原来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求真求实是中国科学家的价值追求
求真是科学本身的价值追求。1883年，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发表了一则被誉为是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的演讲——“为纯科学而呼吁”，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发布《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报告，不断重申了纯科学、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为什么要重视基础科学，一方面基础科学是科学大厦的基础，没有雄厚的基础科学，整个科学技术事业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遑论后续的科学应用和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纯科学、基础科学源于人类的好奇心，是人类共享的知识，可以接受全人类的共同检验，因此，求真精神是科学进步的首要要求，而纯科学这种求真求实精神也成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价值支柱。正是由于有一批对自然世界保持好奇、追求自然世界“无用知识”的纯科学家，才鼓舞了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仰望星空、探索未知，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1978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写了数学家陈景润勇攀科学高峰的感人故事，一经发表就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其影响也超出了科技界，激励了不止一代中国人。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已故的陈景润获得了“激励青年勇攀高峰”的荣誉称号。陈景润所从事的数学研究可能全中国没多少人能看懂，但他这种不畏困难、科学求真的精神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也正是这种精神很好地诠释了中国科学家的价值追求。
勇于创新是中国科学家的行动指南
科学技术作为创新活动中最活跃的领域，勇于创新、不断挑战世界科技高峰成为中国科学家的行动指南。近年来，许多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上天”——嫦娥四号在世界首次实现月球背面着陆，“入地”——在中国东北松辽盆地，“地壳一号”钻机以完钻井深7018米创造了亚洲国家大陆科学钻井的新纪录；“下海”——在马里亚纳海沟，中国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海斗”号最大潜深达10767米，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研制万米级无人潜水器能力的国家。
勇于创新不仅体现在我国比较强的工程科技传统领域上，在新兴科技领域，如“量子通讯”等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世界公认的领先地位，在天文学、空间科学等欧美国家长期把持的科研领域，我们也取得了重要突破，“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中国天眼”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南仁东于1994年提出构想，历时22年建成，整个预研、论证、选址、建设过程克服了种种质疑和巨大困难，南仁东都亲力亲为，为的就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国之重器”，在国际天文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今天，当我们站在“中国天眼”之上感叹其巨大成就的时候，很难想象在25年前国家经济技术水平都还远不如今日之时提出这样的构想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更难想象22年建设过程中一个科学家要克服多少管理、工程技术、施工等方面的难题。勇于创新不是一句空话，它凝结在中国科学家的创新实践、创新成就中。
我们不能为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沾沾自喜。如果说原来我们可以跟踪、模仿进行创新，迅速缩小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今后我们将面对的可能是“科技无人区”，中国科技应该有远大理想也必须有远大理想。转换发展模式“再出发”，我们带走前行的不应是成就和荣誉，而是代代相传的中国科学家精神。（刘天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