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明末清初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就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但是，历史与文学也并非水火不相容。《史记》作为史学经典，能够“跨界”到文学领域，既有其内在原因，也有外部的诸多因素。
司马迁“爱奇”的审美观。《史记》被誉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著作，但司马迁的审美观有“爱奇”倾向。扬雄《法言·君子篇》：“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谯周也曾说司马迁“爱奇之甚”。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还说《史记》有“爱奇反经之尤”。他们初步认识到《史记》独特的文学审美倾向，但只认识到“奇”的表面现象。司马迁的爱奇，不只是记载神话传说，更深层次的是司马迁选择了大量的奇特之人和奇特事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史记》的创作目的是要“传畸人于千秋”。“畸人”，即“奇人”，即司马迁所说的“倜傥非常之人”。这些非常之人，或者在历史上有非凡之举，如一统天下的秦皇、汉武，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力拔山、气盖世的项羽，揭竿而起推翻强秦的陈胜、吴广，威镇边塞的卫青、霍去病，智勇兼备的蔺相如，大文学家司马相如，还有军事家张良、萧何、韩信、陈平，等等；或者在逆境中奋发有为，如伍子胥、季布、勾践乃至司马迁本人，等等；或者有理想有作为但落得悲剧结局，如被秦国车裂的商鞅、沉江自杀的屈原、郁郁而死的贾谊、被身斩东市的晁错、被活活饿死的周亚夫、被迫自杀的李广，等等；或者出身卑贱，但在某一方面有出众之处，如游侠、刺客、商人、食客等。相反，一些位高权重的宰相，由于碌碌无为，司马迁并没有选择他们。正是这些奇特人物的出现，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强大力量的作品。为了突出表现这些奇特人物，司马迁特别注重特异性的故事情节、特异性的场面，如《田单列传》的火牛阵，《淮阴侯列传》的背水一战，《越王勾践世家》的卧薪尝胆，《留侯世家》的张良遇黄石公、借箸发难、商山四皓，《郦生陆贾列传》的“狂生”郦食其见刘邦等，都是极有情致的奇人奇事。“爱奇”的审美观不只是史学家在搜求历史资料，也是文学家通过资料发现自己认为美的对象，能体现生命力的人和事，而且不受他人约束，这就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所写的奇特之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有热乎乎的生命，具有了文学的传奇色彩、故事特征和审美享受。
《史记》内在的文学品质。《史记》能进入文学领域，也是由于它本身具有文学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刻画人物具有典型化、个性化的特征。《史记》选择典型事例表现人物个性，放大了人物一生中的关键点，如项羽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转折点。另外，《史记》描绘典型环境，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表现自己；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去表现人物的行动；用细节描写来充实人物的个性；多侧面写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运用对比描写，显示人物个性，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史记》插上了文学的翅膀，避免了单纯的客观叙述和呆板的生平介绍。尤其是个性化的语言，这是历史跨入文学的一道槛；由于司马迁的努力创造，《史记》终于迈过了这道槛。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型化、个性化是文学的灵魂和生命，因为这是经过对生活的深入挖掘而产生的。《史记》中还有一些想象、心理刻画，具有文学的品质。《大英百科全书》在谈传记文学时指出：“作为一个传记艺术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在表现出年代的范围和岁月的跨度的同时，又能够着重突出表现一个人的外貌和内心的主要行为形式。”成功的传记，不仅要展现人的生命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出这个过程的内动力。《史记》在“实录”的基础上，根据人物、环境的需要，在某些情况下，适当揣度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或者适当进行艺术夸张，以渲染气氛；或者为了补充事实的不足，适当进行艺术想象。另外，司马迁秉笔直书，褒善贬恶，爱憎分明，加之他深刻的人生体验，使《史记》中灌注着他强烈的感情色彩，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将个人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这也是《史记》迈入文学殿堂的一个标志，也是《史记》区别于其他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典型化、个性化、抒情化以及想象、心理刻画等手段，《史记》具有了文学的感染力，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如茅坤《史记钞》所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历代《史记》文学阐释和评论。文学阐释和评论，是连接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桥梁，引导读者解开作者隐藏在文本中的“密码”。《史记》虽是历史著作，但从汉魏六朝时期开始就已被文学家、理论家所关注。他们在史学评论的同时，也初步进行文学评论，提出了“史公三失”“班马异同”“司马迁爱奇”等问题。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以“雄深雅健”“峻洁”等评价《史记》，刘知几等史学理论家都注意到《史记》纪传体的特长和文学价值，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出现也使《史记》得到广泛传播。宋代形成了评论《史记》的风气，欧阳修、“三苏”等散文大家从古文角度评论《史记》，如苏洵首次发现《史记》叙事写人的“互见法”，马存从司马迁经历入手评论《史记》的多样化风格，等等。同时许多笔记著作、序跋书信、古文选本、古文评点以及《史记》的专门评点著作如《班马异同评》等，评《史记》人物，评文学风格，评艺术手法等，甚至出现了专门摘录《史记》精彩语句的《史记法语》《太史华句》等。这种评论、评点，尤其是文学评点，到明清时期达到高潮，广泛涉及《史记》叙事写人的结构、线索、层次、情节、段落、语言、风格等方面。明代茅坤、归有光等文学家都评点过《史记》，甚至出现了凌稚隆《史记评林》这样的集大成式著作。金圣叹等人还把《史记》与《水浒传》等小说进行比较评论。清代桐城派用“义法”、用“奇”“高”“远”“大”“疏”等评论《史记》。大量的《史记》评点著作如《史记论文》《史记半解》《史记评注》《史记七篇读法》《史记菁华录》等，还有如《日知录》《文史通义》《艺概》等著作以及许多古文选本的评论，对《史记》的文学特征进行了多方面挖掘。近现代时期李长之等许多学者评论《史记》文学特征，内容愈来愈丰富。此后的文学阐释和评论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教材，把《史记》写入文学史，影响至今。《史记》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文学的殿堂。
中国文学对《史记》的接受。《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它之所以能进入文学领域，也与历代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接受《史记》有关。文学家把《史记》作为自己创作的标本进行借鉴、学习、模仿。如中国古代大量的咏史诗从《史记》中取材，仅据赵望秦《史记与咏史诗》所收就达3600多首，还有许多词和曲。传记创作无论是单传还是类传，大都从《史记》中汲取营养。散文家如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等，不仅在理论上倡导学习《史记》，而且在实践中学习《史记》的优良传统。古典小说从志怪、志人到唐传奇、宋元话本，再到明清长篇小说，或取材于《史记》，或学习《史记》纪传体的写法，或继承和发展《史记》的内在精神。元杂剧从《史记》中取材，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统计，多达180多种。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也被历代文学评论家所接受，并加以发展，如“蓄愤说”“不平则鸣说”“诗穷而后工说”等。历史著作被文学家从各方面予以接受，既显示了《史记》的文学品质，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即使当代“史诗性”的文学作品，追求宏大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史记》的传统。
另外，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潮以《史记》为旗帜、文学教育以《史记》为教材以及海外学者对《史记》文学的研究等因素，也促进了《史记》进入文学领域。
（作者：张新科，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