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作者以“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为大脉络，既条分缕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如何超越左右纷争，重建国家伦理底线；如何重新焕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扶正个体的权益与价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新新中国”，是本书探讨的重点。

   作者熊培云说他其实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提出的，当时他觉得就30年谈30年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把它放在60年的大背景之下。

   60年分两个阶段，前30年社会不断萎缩，有割资本主义尾巴、大跃进、反右、文革以及无所不在的单位体制等等，这个时期“有主义没社会”。在社会走到崩溃边缘之际，我们被迫开始了调整，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重新发现社会，是社会解放的过程，人的觉醒的过程。

   而改革开放30年，又可以分为三个十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而最近十年，是社会与国家充分博弈的十年，不断地从旧有体制中抢回或者救起自己，从集体到个人，从政治到生活，实际上也是中国人重新发现社会的维度。正是因为社会自发自我的生长，渐渐恢复了应有的活力与创造力。

   《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所谈到的事情，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决定以后扮演启蒙者的人的努力。在很多时候，这样性质的著作，会使人集中注意到所谈及的问题，很少能在第一时间里注意到写书的人。但或许更大的价值不在于著作本身，而正在于写作者本人做这件事时的态度。尽管对他的前辈启蒙者——以胡适为代表人物的那一代人有着深刻的历史认识，但这或许并不能成为熊培云这一代人可以推脱的理由，说这是继承也好，说这是走出前辈思想大师的“阴影”（局限性）也罢。正是这样的书籍和写作者，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全民娱乐且乐不思蜀的时代里，使人们突然看见这一代人正式接棒的动作。当多少贤达已经沉沦，当多少人物已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时候，还是有人在坚持思考，一直思考，而他们思考的，是为了这个古国向何处去。我愿意在重复这样的话：尽管知识分子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是这一百年来谁最爱这个国家，看来看去，还是他们。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熊培云对媒体在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方面起到的作用给与了较高的积极评价，这个“媒体”的概念，更多的不是指过去的作为“国营单位”的大众媒体，而是指互联网及其衍生出来的次级媒体起到的社会传媒职能，正在产生出比以往都要积极的作用。而可贵的是，这种种作用和影响事先都没有经过有组织的刻意引导，起动因确实来自社会自发，来自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和占有信息的人感觉到自身的那种责任感。

   光荣归于网民，是他们最先从“个人”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供给平衡出发，唤起了社会的苏醒，开始了它赎回本该归属于自己的职能，并且重新承担起扶携民众通往进步和文明的使命来。收录在书中的文字，多数都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到达它们的读者的。人们能感觉的到，熊培云写作和思考的目的并不是要以观念和思想簇新而取胜，他要寻求的意义在于“好的东西放在哪里也是好的”，“真理不惮于重复一万遍”。在一个主流和非主流，著名与非著名博弈的年代里，思考者愿意做一个农夫，吸收，播种，生根，开花，他的主要需求是输出价值观，启蒙不厌其烦。而这些输出的价值观，必然要在公众面前同别人的理论发生碰撞，并接受最残酷的公众和读者的选择。

   熊培云的这本《重新发现社会》，总的来说是做出一个评价和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即对过去的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前进的情形（即熊培云所说的从国家那里逐一赎回的雏形公民社会）做出具体评价，同时对不远的未来，中国社会将向何处去，提出其具体的要求和主张。题目何其大也。从《思想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版）之后，熊培云通过对中国社会变化的持续关注和长期思考，以及对中西方社会学、经济学著作的阅读（从书中可以提炼出一个不短的相关的书单出来）已经把自己丰富成为一个真实的“理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