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篇小说，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内容简介
回到土地主人公是高加林，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离开土地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巧珍去县城看了好几次加林，加林都有事下乡采访了，终于有一次他俩有机会见面了，加林看到日思夜想的巧珍，心情很是激动，巧珍看他的被褥那么单薄，就说下次去给他带去她自己铺的狗皮褥子，高加林一下子不高兴了，因为城里人没有人用狗皮褥子，而且那狗皮褥子跟他生活的环境一点都不相称，他怕被别人笑话，而当巧珍给他讲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的时候，他一下子觉得很失落，他跟黄亚萍谈论的都是时事政治、国家大事！那才是他想要的，他的远大抱负。这种反差让高加林很是纠结。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她脸上刷刷地淌着。回到土地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通过关系得到城内工作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难以承受的是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的是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本以为村里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家乡人面前的时候，家乡人给他的是各种安慰的话语，他感动的不知说什么了，只是拿出他随身带着的烟散给乡亲们。而此时他也得知巧珍已嫁作他人妇，即便如此，她依然去求她姐姐的公公，村支书——高明楼，求他给高加林安排去教学，因为据说家乡的那所学校因为学生增多要新添一个老师，德顺爷爷感慨地说道：“多好的娃娃啊！”此时的高加林已经泣不成声，趴在热情的乡土上大声痛苦......）他褪去了骄傲，认清了现实，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懊悔的扑倒在了地上。
创作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特别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户籍制度清晰地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这种固态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地理景观：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与这两种景观相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差异；城乡差别。同时，国家还通过各种举措在主观上强化这种差异。臂如在劳动分配制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师、职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各种福利待遇。而在乡村，农民不仅要按时按量向国家交纳粮食，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农民还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种税费。参与无偿的劳作（例如大规模强制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而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将农民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这些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长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基本的身份差异之下，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对立的概念被凸显了出来。这是一个作为卑贱农民和一个高贵知识分子的对立，普通百姓和达官显贵的对立。《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场景中展开，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城乡差异在小说中被强化。[3] 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是《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